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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活字”書系|柏原專場 ——重讀柏原及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問題(二)

2016年8月26日() | 打印內容 打印內容

時間  
    2016.7.10
地點  
    蘭州蘇木素書咖
現場嘉賓
     柏原,小說家,原甘肅作協副主席。
    管衛中,文學評論家,甘肅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張存學,小說家,甘肅文藝主編。
    弋舟,小說家,甘肅小說八駿之一。
    向春,小說家,甘肅小說八駿之一。
    原彥平,甘肅文化出版社副總編。

  “活字”書系不斷增補新書目,不斷完善著書系結構。
  我們以文學沙龍的形式,把專業讀者、文學評論家以及該書系的每一位作者聯系起來,分場次圍繞“活字”書系的單冊作品和作者,聊一聊文學的過往、現實和未來,關懷文學的走向,關注文學的本質,重拾文學對每個人精神的塑成。我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發現文學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
  第一場“活字”書系文學沙龍圍繞柏原老師《我的黃土高原》說開,從該書的選篇和編排,回顧了柏原老師創作的緣起、路徑,看到了文本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和政策,并從文本敘述中思考著鄉土文學的流變等問題。

發布的為沙龍錄音稿精華節選(2),后期更新。

弋舟:
如果把柏原老師的作品按時間縱向打量,他的創作脈絡差不多就可以看成是半部文學史的脈絡,尤其是指所謂的新時期以來,他在創作方向上的轉變,甚至經常會被一些大的文化、文學思潮裹挾著在走。這肯定避免不了,作家身處寫作創作的語境中。從前期寫城市的東西緊跟著到尋根文化上來以后,終于找著了自己的一個方式,其后可能又有動搖,現代派的東西大量涌進。柏原老師應該比賈平凹、莫言還要早一點,這一批作家具有農村經驗,到今天莫言、賈平凹成果斐然,柏原老師基本停筆了。
《我的黃土高原》這本集子做得特別好的一個是,每篇后面都有發表年、刊物轉載、獲獎情況等信息。這本集子,我感覺可能喜歡閱讀的人不會多,但是恰恰是真正對小說藝術本身,姑且說是稍微專業一些的人,可能會格外認真地去讀。柏原代表了短篇小說的范本,而且對中國文學的基本脈流、方向應該有大致的了解,觀察前輩是怎么寫的,寫到今天文學的這個程度,這個集子應該有此作用,對新時期的小說史會有一個捕捉。
我翻了一下,還沒有完全看完,柏原老師寫了100多篇短篇小說,這個數量是驚人的。現在短篇小說寫得多一點兒的是范小青、劉慶邦,范小青也就寫了大概120多篇,這都是短篇小說寫得比較多的人,能寫到這個量的已經是非常驚人的了。我上次還和葛飛聊天,(他的)中短篇合起來不到40來篇。當然和契訶夫這樣的作家不太好比,一個中國作家一生寫100個短篇、中篇是很不容易的。在這個意義上,柏原老師也的確是一個勤奮的作家。這100篇,他自己肯定都有些是否定的,都不愿意再提的,但是如果100多篇都能看到,就可以看出一個作家這一生的寫作經歷,他是怎么摸索和反復調整,最后形成這個集子里的文章,可能是相對滿意的,還可以立得住的。我看看今天我們說起柏原老師,明天就是《喊會》,我看這個獲獎還真是有道理,確實是好東西,所以我們有時不要太非議獲獎作品,一個作家在全國范圍內獲獎的作品,一定有它的道理,《喊會》是88年的作品,后來我又看2000年的、2010年的。

管衛中:
我給你補充一個簡單情況。就是80年代,甘肅作家發表作品有這么一個標準,基本上沖不出潼關,頂多發表到《延河》上。當時的作家,如果能闖出潼關,那就算成功;他(柏原)不止闖出潼關,是全國性的作家。

弋舟:
《喊會》這篇小說也不長,希望大家抽空讀一下,真是寫得非常好。從短篇小說藝術本身來說,它是幾近完美的一篇小說,從語言到整個腔調。這類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能給中國讀者看,本身語言就決定了,大量的方言,非常地道非常好。但是方言轉化成書面語言、小說語言以后也非常好。這類小說其來有自,像汪曾祺、阿城的小說,具有中國范式,有中國小說獨特的美感在里頭,《喊會》幾乎沒有什么故事,短篇小說可能也有這個優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柏原老師也是一個短篇小說型的作家。

柏原:
在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短篇小說構思的慣性,就是你把中篇的題材給我,我會把它想著想著想成短篇去。

弋舟:
那就又回到剛才為什么會和賈平凹、莫言相較,他們倆還能一直寫下去,這可能就是問題所在。柏原老師其實是不太善于寫故事和傳奇的,但是這個東西天然會好看。這里面沒有能力高低的問題,就是個人氣質、個人稟賦決定了作家的類型。《喊會》放到現在也是好小說,就像邵(振國)老師的《麥客》,我最近又重讀了,還是很好。我覺得有時候跟時代貼得太緊,確實小說反映現實這種自覺在某種意義上你們這批作家格外強烈,比如反映改革開放以后的景致,農村土地承包,當然這是小說本來非常重要的義務,但是有時候可能會太強化。比如《癟溝》在故事上都不太容易成立,一個富商就想借這個女的再多生一個孩子,這個意愿當然可能會存在,但會不會這么直接地去轉述?而且柏原老師是一個不邪惡的作家,像《癟溝》里頭那個包工頭的處理我可能就會相對復雜一些,但是這個人也很善良,但是處理這個……有時候你看為什么說小說是最可信的歷史,有時候我們讀歷史不如讀當時的小說,可能會看到當時的社會情況。比如《癟溝》反映了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當年經濟突然活躍起來的農村的變化。《喊會》它也是土地承包以后,村長的權威不如以往了,但是它更藏得住。我感覺《喊會》更好,包括我感覺流行語言的使用,我能體會到柏原老師在始終也是想與時俱進的心情,新的事物想把它盡快轉化為寫作資源。我們每個作家都會面對這個問題,所以可能更感同身受。《癟溝》里的語言就不如《喊會》轉化得地道,不太像一個農村女的在說話,包括那個老板把那個女的一會兒稱“小姐”一會兒稱什么,這都是新鮮的事物新鮮的稱呼,包括那個女的說什么“給嫂子”要說成“給你太太買匹布吧”,一個農村婦女會不會格外地使用“太太”這個詞?這個語境下會這樣稱呼嗎?可能你(柏原)想通過這樣的東西來描述當時社會的便使用“太太”這個詞?可能你是想通過這樣的稱呼來描述當時社會的變化,但是我覺得有點“硬”。是我覺得太急于把社會的驟變反映在一個短篇小說里頭,但其實往往在巨變的時候,鄉村的改變還是死水微瀾,《喊會》就有這個意思,農村可能還和一千年、兩千年之前一樣,整個人的表述方式其實沒有那么劇烈的。我們現在也去農村,就是這種感覺。那么看最后一篇《王上游與朱立英》,這已經是一〇年(2010年)的作品了,基本上不寫了,偶一為之,這時候可能從作家的心情上看,作家更自由了,但是這個時候,我還覺得有點兒悲涼,好像和今天的整個文學無關了,我也就是寫一寫,但是的確也不是你也不是別人了。所以如果柏原老師當時就是堅定《喊會》這樣的東西,沒有問題,我覺得你今天還依然可以寫,這么雋永的東西,人生履歷也夠,對于整個所謂中國文化的翻檢,創作經驗也夠了,像這樣不著痕跡的東西,可能會越寫越高級。為什么像《喊會》這樣的作品在全國被叫好,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我們的文學就是在不斷的調整,剛才你說了莫言、賈平凹從理論上講鄉土題材的小說已趨近死亡,這可能也是文學現實,因為整個國情在發生變化,首先農村在大面積消失,有農村經驗、對農村經驗依然有興趣的讀者也在減少。管老師剛才說的84年整個文化的興起,尋根小說,可能今天又會螺旋式上升,這股潮流可能又會回來,包括格非這樣的作家今天又重新在傳統文化中找資源,看《金瓶梅》啊。

管衛中:
像《白鹿原》,也受到宗族文化的影響。

弋舟:
對。所以說為什么最后把《白鹿原》放在了那么高的一個地位,就是因為它把當時綜合的文學思考、文學訓練、文學經驗,包括突然間來自西方的大量的文學影響很好地組織在一個作品里面了。所以,我覺得柏原老師你應該還是可以寫,只寫短篇,當然不是把它當成任務了。作為一個晚輩,我在猜測,您可能在相當一個時刻自信有所喪失,有時候一個作家的自信特別重要,他不斷調整不斷搖擺,一是我們善于學習,二是可能是自己內心的文學自覺還不夠堅定。文學現場有時就是這么殘酷,一撥一撥的人上來了,我們就會觀察,這一撥人寫的什么東西,是不是我們也學著弄一點兒。這個就是不斷的變化,那風險是有的。所以,柏原老師寫城市那些、工廠那些就和這個現象有關。

柏原:
我想過再返回寫工廠,后來就寫不下去了。一個是重新進入生活以后呢,還是找不到那種文化的歸屬感,就是說,我在工廠寫些啥,我在工廠待了十八年,我順便給你們說,你們現在看那個“紅柳”,我最早弄的產品就是在“紅柳”飛機頭上裝的那個雷達。就是寫不出來,我感覺自己腳下這片土地太薄了,中國的工業怎么和寫作連起來,沒有開竅,浮在面上寫著呢。工廠的寫了三十來篇。

弋舟:
那其實你的寫作資源也特別多,一個作家對自己思想能力的強調,我覺得我們這幾個寫小說的都得把這個事情重視起來,像你這樣有豐富生活經驗的人其實是不缺乏寫作資源的,像你剛才說的“紅柳”飛機這一段,這就是你獨特占有的寫作資源,為什么不能轉化成作品?比如從你剛才說“科技太薄弱”這個,那你甚至就可以從批判的角度進去,進入批判的角度也有很多,反諷的、調侃的、黑色幽默的,都可以去處理這樣的題材。像《喊會》這樣的東西,它甚至不太會需要琢磨這些事情,把一種中國文化的本身的那種風貌,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樣式,有一個很好的轉述,它就構成了小說。那里面其實不太需要思考,那它也自有其美,那這樣的小說,像汪曾祺就一直在寫這樣的小說,那就是要甄別自己,我是寫哪類小說的,思想能力夠不夠寫其他類的小說,這也是沒高下,就是我個人的審美更趨近于哪一方面。其實今天就隴東我也經常去,我覺得風貌的東西寫一系列短篇你依然還是沒有問題,還沒有天翻地覆到……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依然有它的價值和意義。就我那天跟誰聊過,我們的中國小說的確放在世界范圍內獨樹一幟,這也是不說好壞,就說現象,的確和西方小說不太一樣,也的確是專門成了一個品類,確實是有這么一個跡象。所以我們老拿我們這樣一個品類去跟它去效仿也罷,跟它去比較高下也罷,有時候可能就會產生誤判。實際上小說藝術我們這幾十年來,我們基本上是被大量的西方的基本的文學范式、文學理論在判斷著。當然我們今天說文化自信,這是和政治沒有關系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覺得還是有道理的,中國人的小說就是有這樣一類小說的存在,可能有一度我們覺得這樣的小說不吃香,不被看好,或者勁兒過去了,這個時候就動搖了。而且你這類小說就是像我這樣的小說家是寫不了的,可能在某種意義,我寫的小說,柏原老師也寫不了,所以這里面不比高下,有時候我們可能過度夸大了文學標準的統一性和一致性,這樣可能會把差異性拉齊,“這樣的是好小說,那樣的不是好小說”。實際上今天我作為晚輩寫小說,我也寫了不短時間了,我再翻柏原老師的作品,還依然有大量的教育在里頭,還可以從中學習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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